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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平:别开新面有双雄
发布日期:2021-08-12       发布人:管理员       发布部门:鞍山文联     点击次数:282次
别开新面有双雄
——从丁衍庸、来楚生的篆刻创新说起
无极县文化馆 刘小平


内容提要:在现代篆刻艺术发展史中,岭南丁衍庸和沪上来楚生同是书、画、印三绝的艺术大师,他们承前启后,勇于创新,其先进的思想,鲜明的艺术风格影响深远。前者受西方美术影响,努力探索艺术“西为中用”,将西方现代抽象绘画的原素,运用于篆刻之中,以豪放奇肆、高古新遒独出印坛,成为走中西艺术相结合的典范。后者在本土传统文化的氛围中智破陈规,革故鼎新,以生辣苍拙、浑朴雄健之风貌引领当代写意印风。他们的先进思想以及技法技巧的创新,给二十世纪后期沉寂的印坛带来新生活力,推助了篆刻艺术的向前发展。

关键词:   丁衍庸  来楚生  传承创新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新文化思潮逐步改变了中国文化的结构,促进了延续数千年的传统文化逐步转变进化,向现代化转型,文化艺术呈现多元格局发展。丁衍庸(1902-1978)与来楚生(1903-1975)诞生在二十世纪初,历史的巧合是二人几乎同龄,并都有着相似的系统接受美术教育经历,两位又同是集书、画、印艺术为一身的艺术大师,他们还在新时期肖形印创新中各领风骚。丁衍庸、来楚生虽艺术风格不同,思想理念各异,所处社会环境有别,在“西学中用”融合发展和继承传统推陈出新中,两位大师从不同角度勇于创新,殊途同归,共同成为现代篆刻艺术发展的先锋。

一  理念从心  明志见性

晚清的印坛百花齐放,流派纷呈,赵之谦提出“印外求印”之思想,破解了时风僵化之格局,进一步指明篆刻艺术未来发展的方向。丁衍庸与来楚生因受西、中不同艺术教育之影响,在生活环境、思想理念、艺术修养、刀笔技巧、形式风格等方面各显其能,形成各自鲜明的个性,成为新时期篆刻艺术发展的风向标。

丁衍庸1921年考入日本国立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学习西方绘画艺术,期间目睹了塞尚、马蒂斯、高更等西方绘画大师的真迹,看到大师们生动的构图,奇丽斑斓的色彩以及自由奔放的造型,深受启发。在其留学学校盛行西方的印象派、立体派、野兽派美术学派之影响下,尤为推崇、向往法国著名画家野兽派创始人马蒂斯,潜心研究刻苦学习。丁衍庸在油画创作方面卓有成就,被誉为“东方马蒂斯”,我们从他早期的油画作品《自画像》《仕女》中,可以领略到他在简约稚拙和强烈色彩技巧中感受到野兽派的诱人之处(图一A、B)。丁衍庸留学归来后,在上海、广东从事美术教育工作,此间他的思想发生新的转变,被博大精深的中国书画艺术的含蓄、纯真自然之意境折服,认真学习研究梁楷、徐渭、八大山人、石涛等前贤的艺术思想和技巧技法,意识到西洋画的理念是“天人两分”,而中国书画的追求是“天人合一”。丁衍庸早期力图油画本土化和中国画应吸收西洋画先进性的艰难探索,逐步尝试把中国画的线条与用墨的浓淡枯湿技巧结合于西洋画的构图、色彩之中,在油画创作中时常将篆刻的阴阳肌理、线条的疏密运用于作品之中。他说:“油画题材对我而言终究是西方的,再说谁会去关注一个从事西方艺术的中国艺术家呢?我觉得自己更适宜于中国艺术……。中国艺术因其形而上的表现方式,没有任何束缚,具有无限的发挥空间,反而显得更为优越”。(1)1949年之后丁衍庸移居香港,从事美术教育工作,教学之余勤于创作,因地域限制,内地对其关注渐少。丁衍庸具有西方艺术思想、准确的造型和丰富的色彩基础,随后又深入研究中国书、画、印艺术,坚持艺术走中西融合之路,他篆刻起步较晚,从1960年才开始提刀刻印,之所以刻印,其主要原因是在他的书画作品中,很难找到与其独特画风相匹配的印章相佐,他认为只有自己捉刀学印,才能实现书、画、印作品艺术风格的高度一致。1977年在香港出版《丁衍庸印存》,影响强烈。象丁衍庸精通西洋画,同时又刻苦学习中国画和书法篆刻,并成绩显著,中西兼得者实属罕见。

来楚生早年就读于上海美专,深得其亦师亦友的潘天寿之影响,沉浸在中国传统艺术之中,完成学业后曾在上海美专、新华艺专从事美术教育工作,长期生活在上海。秉性耿介的来楚生始终不渝研习中国传统书画印艺术,学习中善于变化,不为陈规所囿,崇尚吴昌硕提出的“古人为宾我为主”思想。书法学习以汉隶入手,行草以倪元璐、黄道周为主,绘画则喜好石涛、徐渭、八大山人、吴昌硕、齐白石的粗犷写意画风,从其《荷塘》《芭蕉鸭子》作品里看得出其简洁明快、古拙质朴富有金石气息(图二A、B)。来楚生所著《然犀室印学心印》,其指导思想具备新时代意识,注重体现“印外求印”意境追求,其先进思想影响至今。他学篆刻以“印宗秦汉”入手,深入研习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和齐白石之印风,同时悉心从古玺印的奇正相生之中寻求趣味,注重吴昌硕篆刻的“作印法”以及齐白石“纵横歪倒贵天真”的写意精神,以线条斑驳苍劲的“向线用刀”和综合施刀相结合的技巧,拙朴浑厚中彰显“一味霸悍”之气魄,在“贵能深造求其通”中敬畏传统,入古出新,博采众家之长,通过灵动多变劲爽凌厉之刀,抒发新机,造就了个性鲜明的“来氏印风”。来楚生积极倡导“印外求印”,图谋创新,追求篆刻“写意”意境,七十岁前后所作突变,以古朴苍拙,雄强豪放显具现代印坛。

丁衍庸与来楚生同具书、画、印三绝,又同是二十世纪篆刻艺术突破前人、勇于创新的领军人物。前者因接受西方美术教育,艺术修养受到西洋画的造型、色彩、风格等影响。后者则多是根植于本土传统思想,其艺术修养深浸在“中庸”“中和”“中道”的儒道释的维系中。

丁衍庸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与主张中西艺术取长补短的林风眼在重庆举办过画展,在其影响下,成为艺术创作走“西为中用”的早期探索者之一,他精研西方艺术理论,崇尚马蒂斯原始艺术本质的主张,厘清西方艺术追求“写实”再现直觉为上,强调“灵与肉”的平衡。而中国艺术注重讲求“写意”,从相反相成、对立统一中谋求和谐感和理性精神,以达“和”之境界。观念上的不同,形成在异质表现形式上的差异,只要相互沟通、融合,相互取长补短才能有出路。丁衍庸深入对石涛、八大山人在中国画创新思想进行研究,他认为中国的书、画、印艺术要向前发展,必须打破固有模式,将中西多元艺术理念化作“一元”释放,使其融合为一,创造适合时代发展的新形式。丁衍庸的篆刻作品没有秦汉之藩篱,从章法到字法(字形、图形图像),流露出西洋画中精确的造型,以对比强烈的章法布局,来表达西洋画中色调协调的雅致。别致的字形,变形的图形图像和符号化的奇异形式,使作品单纯、狂野、简约,突现动力感,形成视觉冲击力。著名学者饶宗颐在《丁衍庸印存》序言中记述“吾友丁衍翁,崛起于横流之中,作画之余,专力周秦古玺。一九六○年始治印,规鈲偏旁,无乖八体,而褒衣博带,令人如接汉家威仪。尤擅象形印,喜刻玉,纯以铜刀奏功,能作玉玺,浑相绝伦”(2) 。

神与心会、心与气合,丁衍庸思想开放,走西洋画与中国书画艺术相融合之路“入古出新,以胆识胜”(3);来楚生在尊崇传统中,时刻不忘克服陈规积习,汲取众家之优长,匠心独运,勇于出新,他们的先进思想理念成为现代篆刻创新之路的导航仪。

二  “破”字当头  立意时代

丁衍庸长期在开放的香港生活,身处活跃的多元文化环境之中,良好的西洋画基础和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在书画印艺术方面成绩斐然。但他并没有满足现状,潜心研究深刻理解中国书画艺术,他在《八大山人与现代艺术》中写道:西方艺术正在一片混乱中“走到了一个死胡同”,从“过于写实”落入“过于肤浅”。而东方艺术“注重精神底表现,不斤斤于形式”,“具有无限的发挥空间,反而显得更为优越” (4)。丁衍庸学习篆刻,没有按常规从两汉以及流派印章入手,受绘画的影响,他认为从远古图形图像、象形文字中可以借鉴,直入三代,以书入画,以画入印,相互融合。在他的印作中常以古意的象形文字入印,别趣的印风,入古出新,自成气象,这更适合他追求西洋野兽画派的情愫。他刻文字印多是将殷商的图形符号文字运用于篆刻之中,所作“牛君之玺”“丁虎”二印(图三A、B),前者拟古玺印式,“牛”字采用象形文字,增添了“画”的元素,形成奇特的章法布局,印边适度予以残破处置,使得此印别具情趣。“丁虎”一印用字是他一贯手法,文字与“图”相融合,苍拙而简练的刀法,恰当的留红,别趣的意境审美彰显作者“不知有汉”的特质。丁衍庸的篆刻作品,从文字到章法的新颖形式,以及率意的刀法表现,挑战了明清以来印坛之积习。

与之相比,来楚生生活于内地,在新旧社会更替时期,几千年沉积的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东洋文化的交织中变易进化,在剔除封建旧俗糟粕的同时,传统文化艺术在困惑中举步艰难。来楚生在建国不久受聘于上海中国画院,此期间的民族艺术受到排斥,在其艰难困境中,来楚生恪尽职守,以传承中国书、画、篆刻艺术为己任,不顾身处逆境,呕心沥血,忘我奋斗。晚清的赵之谦倡导以金石、书画入印的“印外求印”思想,吴昌硕、齐白石的开拓创新境界,为来楚生指明了方向,他感悟到只有“领略古法出新奇”才能生存,才能创新发展。他讲:“疏处愈疏,密处更密,此汉人布局要诀,随文字笔画之繁简,而不挪移取巧以求其匀称,此所以舒展,落落大雅也。不则挪移以求匀称,屈曲以图满实,味同嚼蜡”。 (5)在用刀方面来楚生克服流派印风之僵化陈习,提倡综合施刀,开拓“向线用刀”技法,以刀代笔,展示恣肆雄强、凌厉大气直抒胸臆的写意精神,从“玄庐之玺”“楚生私玺”二印可以领略到他在用刀技巧的风采(图四A、B)。来楚生敬重传统,而又不被其束缚,脱茧而出,“心相融而迹相背,所谓貌离而神合”(6),成为在继承传统中勇于创新的佼佼者。

三  开启现代肖形印的先行者

肖形印是古代最早的实用印章,亦印亦画,历史久远。先秦两汉时期,肖形印与文字印共同筑建了古代印章艺术的第一个高峰而成为历史经典。隋唐之后,伴随国家印章使用制度的转换,印章不再以钤压封泥为主,不再随身佩带,此间不知何因肖形印就此消影灭迹。宋元之后少有肖形印,且逐步流俗化而走向式微。即是在明清篆刻艺术的高峰时期,肖形印因入印题材不是文字而被边缘化。来楚生独眼慧具,突破禁锢,将沉寂近千年的肖形印在新时期焕发生命活力,融合于现代篆刻艺术发展之中。1949年出版的《然犀室肖形印存》成为五百多年印谱有史以来,第一部以肖形印为专题的印谱。来楚生在肖形印方面的主要成就有三:一、在传承中创新肖形印印式表现,将中国画的疏密、虚实、呼应等技巧以及“散点透视构图”“散花式组合”构图方式等运用于肖形印创作之中,这样在创作复杂、大题材的肖形印时繁而有序,杂而不乱,简约凝练而突出表现主题思想。二、向汉印学习,丰富、发展现代肖形印技巧技法和作品意境,来楚生讲:“我的肖形印与别人的有所不同,要说经验我只有两条,一曰向汉砖学习,二曰概括” (7),他创作肖形印对入印物象把握特征,据“形”构思,依“象”造型,实施“印化”,在似与不似中以“象”立印,以“似”表象,达其神似形象,诙趣而幽默,有机把握肖形印在遵从篆刻艺术规则的同时,彰显肖形印本性特征,体现其印旨印趣。以冲、切、削、凿、刮、砍等多种综合施刀,增添入印物象的层次之感和金石气息。三、克服古代肖形印题材单调,丰富创作题材,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来楚生将肖形印密切与民俗文化、宗教信仰和时代要求有机结合,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十二生肖印、佛道教故事印、历史故事印,以及反映新时代歌颂新社会的民歌民谣肖形印,如《牧归》《阖家欢》(图五A、B)。创作肖形印他讲求以遵从篆刻法度为中心,他在《然犀室肖形印存》的跋语中写道“肖形印不求甚肖,不宜不肖,肖甚近俗,不肖则离,要能善体物情,把持特征,于似肖非肖中求肖,则得之矣。”(8)他的肖形印作品蕴含“篆刻”元素,生动简洁,不求具象,但神似形象。运刀多变,苍劲古拙,注重对印面适度残破,以解调章法疏密和入印物象的层次感、立体感,突出物象的质地和金石气息,以此提升作品的意境。前无古人,勇于出新,来楚生在肖形印方面的新思想、新技巧、新题材使得古老的肖形印在新时期焕发出活力和时代气息。来楚生是现代肖形印的开宗大师。

丁衍庸从事篆刻较晚,58岁驭刀治石,但他起点很高,尤在肖形印创作上表现最为出色,他以简练奔放、奇特夸张的造型,朱白对比强烈的章法布局,视觉鲜亮而生动,形成自家面貌。他的肖形印流露出对西方绘画野兽派造型的追念,同时表达对八大山人用笔精练简淡、抱朴守真、以及疏密强烈对比、虚灵空寂出神入化禅境的深刻理解。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了西洋野兽派表现主义与中国画造化于心源之间凝神结想的契合之点,经过他的融合过滤迸发出奇丽辉章。丁衍庸在肖形印创作方面的主要成就概况为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身体力行,终生践行于“西为中用”艺术的探求,对肖形印入印的物象之造型,克服西洋画因“过于写实”而落入“过于肤浅”,注重中国艺术的“写意精神”表现和“形似神象”的追求。在“西为中用”观念意识下,不断探索中国艺术的精神实质,从中挖掘、发现篆刻艺术的现代性,通过融合创造高古奇肆新意境。其次“以画入印”,依图“印化”,丁衍庸肖形印作品将绘画造型、构思运用于创作之中,他的作品造型简练明快,凝重传神,既有西洋画的灵动,又有中国远古时期图形图像的浑厚与拙涩,章法上虚实相生皆成妙境,奇诡多变而对比强烈,狂野中融合了纯朴自然。第三“作印如作画”,扎实的西洋画基础和精研中国奔放型写意画家徐渭、八大山人等之精髓,把握其写意旨趣,在点与线、线与面的组合变化中蕴藏着神韵天趣,从“亥猪”“骑射(叔)”印,刻感悟到其简练古怪的匠心独运风采(图六A、B)。丁衍庸治印即兴而致,侧刀游走,疾起疾落,冲切相济,单刀双刀随势而变,妙趣天成的印章寥寥数刀顷刻而成。丁衍庸将西洋画的造型、构思有机与篆刻相结合,谱写出“印外求印”之妙曲。他的肖形印作品意趣狂野,深沉诡奇,纵姿古拙而别有风趣,成为将西洋画的肌理融合于篆刻艺术“西为中用”之典范。

四  丁衍庸、来楚生篆刻对当代的启示

丁衍庸、来楚生的时代正值社会变革转型时期,传统文化艺术处在弃旧迎新之过程中,他们思想领先,观念超前,为当代的篆刻艺术发展承前启后,奠定了良好开端。丁衍庸以良好的西洋画基础,在矢志不渝的艰苦探索中,有机与中国书、画、印融合对接,卓有成就,可谓中西贯通,他在油画创作中融入中国绘画、书法、篆刻之原素,探索“中国式油画”,同时他鼎力抑除传统书画中之陈腐,积极主张建立新时期民族美术,是中国现代美术倡导者之一。身为著名的油画家、国画家、美术教育家和篆刻家的丁衍庸时刻没有忘记创新永远在路上,只有创新,我们的民族艺术才能生存、发展,才能走向世界;来楚生一生深受本土传统文化熏陶,他苦心孤诣,触类旁参,勤奋于书画篆刻事业。在他的后二十年艺术生涯中,传统文化艺术遭遇禁锢,艺术家只能惟命是从,明哲保身,“在文化艺术遭遇浩劫,艺坛一派死寂之际,来楚生凭借着对传统艺术的无限热爱,坚持创作,不断创新,表现出对篆刻艺术传承义不容辞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令人敬佩”。 (9)来楚生中年生活贫寒,老年体弱多病,他不求闻达,不计功利,在艰难困苦中逆势而上,默默耕耘,为传统艺术在新时期的发展,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心血。

才高艺胆大,遵古不守旧,传承不弃宗,光大“印外求印”思想。丁衍庸、来楚生对篆刻艺术的切入点不同,丁衍庸打破固有常规直入三代,胆敢独造,不知有汉,其气魄胆识源自他知西通中,从古玺印中寻找到了奇丽和拟古之奥妙。正确、先进的思维方式和敢于创新的理念,成就了他清新横逸,奇正相生和中西融合的追求,实现了他“作印如作画”的印证;来楚生终生游走于传统的书、画、印艺术之中,他在学习、探索中不为积习所弊,不为时尚所惑,不为成见所囿,从秦汉古印中,从古代画像石、画像砖等艺术中深刻领略其法度,感悟白石老人之“不似欺世,太似媚俗”,在不似之似中,寻求艺术的天真、自然情趣,以心领导神会塑造刚劲苍拙、气势雄强浑朴豪迈之风。风格即人格,他们的作品没有迎合时尚,没有随机的庸俗,作品与思想相互吻合而不相悖,抒发各自的审美主张。相由心生,他们的一刀一笔,一式一印,表达出不懈探索之精神。

艺术只有革故鼎新,才能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丁衍庸将西洋绘画中遒劲奔放,简练明快的构图,运用于篆刻特别是肖形印创作中,将色彩豪放的野兽派用色表现,化作篆刻章法朱白分明的对比之中,将西洋画夸张抽象之造型肌理,运用于篆刻入印文字、图形图像造型之中,融洽的结合使作品高古苍茫,显具出奇不意的情调,别开篆刻新意境,体现出作者尽情抒意的才智;来楚生将书法、绘画之元素,以及秦砖汉瓦、画像石、画像砖等机巧运用于创作之中,他敬畏传统,在不断的深入学习中,寻找适合时代发展的契合点,曾刻“不薄今人爱古人”以表心意。在“不求甚解”一印之印款记道“不求甚解不求工,治印读书一例通。刻意为之何所著,玄机尽在此篇中”。 其“玄机”就是在深入学习传统中的不断顿悟和升华。

在二十世纪后期,中国篆刻艺术走向低迷,丁衍庸、来楚生两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伟大篆刻家的出现,给这门古老艺术带来新活力。他们崇尚真、善、美,不拘于绳墨,反省过去,竭诚精进,承前启后,以情感、意志和灵性开拓时代新风,我们应当从中得到启迪和借鉴。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篆刻艺术得到全面复兴,事业发展焕然一新,相关专业的报刊、展览以及专业教育等日益兴盛,史无前例。当今的篆刻艺术从“印宗秦汉”到“印从书出”再到“印外求印”借古开今,中西融合,时尚、个性随心写意,呈多元发展趋势。但是,应当清醒认识到篆刻作为传统艺术,不应丢失传统和文化内蕴,一味追求所谓“视觉效应”,往往会世俗化、粗鄙化、丑怪化,如果失去历史的厚重,就会使篆刻艺术流落苍白和浅薄而流俗化。文化素养是传统艺术的精髓,作为当代篆刻者应当不断补充、充实自己的学识修养,以免造成“贫血”而步入病盲。我们从丁衍庸、来楚生两位前贤的创新之路体悟到,任何时期的艺术创新者,无不是靠丰厚的学养、先进的思想和精湛的技艺来支撑。这里让我们现重温三十多年前韩天衡曾经讲过的“出新,创业之路,有起点,而没有终点,但多如繁星的习艺者,谁能幸运地踏上这承前启后新起点的轨道?这曾使无数乞求出新的人们上下求索,辗转反侧,当然包括出新有成的前贤也不能向来者揭示一条自己没有实践经验的另一条新路,但是,扎扎实实地回首温习前贤们的出新精神,寻觅他们出新的奥秘、诀窍,把握一架通向新航程的“罗盘”,这对于我们显然值得、必要的,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 (10) 。

艺术需要有时代精神和不断出新,出新要靠传统文化的积淀和开放的思想。我们应当从传统文化与中西文化的交织中,传统技巧技法与现代高速发展的科技中,不断探寻在多元文化中的发展、进步,只有这样才能使篆刻艺术持续推向前进。于今,高科技信息化时代的5G已经到来,在新时期新变革中,传统文化艺术将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只有正确把握前进的方向,不断进取,古老的篆刻艺术就能永葆青春。


注释
(1)管继平著《梅花知己·民国文人印章》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4年8月版  第166页
(2)马国权著《近代印人传》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8年8月版  第370页
(3)同上
(4)常 雷著《丁衍庸》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10月版  第34页
(5)黄 惇编著《中国印论类编》 荣宝斋出版社 2010年12月版  第1254页
(6)韩天衡 张炜羽著《中国篆刻流派创新史》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1年8月版  第128页
(7)单晓天 张用博著《来楚生篆刻艺术》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7年1月版  第97页
(8)张用博 蔡建明著《来楚生篆刻述真》 东华大学出版社  2004年11月  第114页
(9)韩天衡 张炜羽著《中国篆刻流派创新史》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1年8月  第126页
(10)中国书法家协会编《当代中国书法论文选·印学卷》 荣宝斋出版社 2010年6月版  第317页


(原刊于2020年2月15日《书法导报》,获第十六届鞍山市文艺繁荣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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