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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祥东:《存在与缺席:青春电影中父子关系的书写与建构》
发布日期:2021-10-29       发布人:管理员       发布部门:鞍山文联     点击次数:96次
“从广义上说,青春电影是以青年的成长为主题的电影。”[ 任飞,张彪著:《情感消费视角下青春电影的生产与消费》 ,《中国青年研究》,2013年第12期,第85页。]新时期的中国青春电影大都陷入了怀旧的怪圈,怀念逝去的青春成为了近年来不变的主题旨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在影像中寻找自己的曾经影子或者自己希望的影子。当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风驰电掣般向前纵深推进时,中国的青年一代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叹老”的情绪之中,此时的青春电影也开始消费青年的空虚与叛逆,肉欲、金钱、权力、劈腿逐步成为青春电影的消费点,以此希望青年观众能够走入影院为影片买单,当这样的主题词汇如洪水猛兽般向观众袭击时,青年的精神之梯似乎也在摇摇欲坠,在校园与自我成为影像核心的同时家与家人的概念成为抛诸脑后的陈词滥调。在既念往昔又溺回忆的青春骊歌中,象征着家庭、社会的能指符号逐步消失、象征着青年一代精神领导的父亲形象不见踪迹,父亲似乎成为了没有资格或没有必要谈及的触点。然而父亲作为家的权威守护者与精神力量的象征,作为家人的代表则是必须被讲述、被讨论、被崇拜、被记住的词汇,毕竟“艺术对人类文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曾嫚著:《艺术教育的影响力》,《沈阳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1期,第123页。]。
一、父亲形象必须存在的原因
(一)父子冲突是社会矛盾的缩影
在改革开放的力度持续加大的今天,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历经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东方文明,正遭到西方历经工业社会而形成的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当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以及现代都市文化在短短几十年间交相碰撞之时,“父亲”这一词汇早已不仅是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他也不再是家庭权力掌握者、精神航道指引者。然而现如今的父亲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光泽,青年一代早已不再是耳提面命的孩童,青年文化的含义也不再是尊崇孝道、敬爱父母那么简单,青年文化早已陷入一种对社会现实批判并试图标新立异的境地,它时常表现出“冷眼旁观、冷嘲热讽的不合作姿态”[陈旭光:《近年喜剧电影的类型化与青年文化性》,《当代电影》,2012年第7期,第46页。]。当青年文化日益凸显展现,首当其冲的就是子一代与象征着古老而又绝对权威的“父亲”的冲突,一个是家庭的“绝对权威”,另一个是试图挑战权威进而活出自身光彩的青年人,时代之间的矛盾相聚于父子二人。青春电影是一代人青春生活的映演,它蕴含着青春残酷与青春美好,在描绘青春激情与浪漫回忆的同时,也必须将青春一代的矛盾与冲突深情刻画,只有这样方能给予新时代青年以家庭观念的思考、散发电影的教育功能。
(二)现有青春关键词中家庭价值的偏离
近年来的中国青春电影作品重新回归于大众视野之中,成为小资本博大票房的重要类型片,它不断讲述青年人的青春生活以便勾引起大众的怀旧情趣。但是编导们使用的关键词则是昂扬青年人的对立面:校园爱情的纷繁纠葛、肉欲与阶层的繁复、金钱与人性的叠加……这些关键词的刻画无不让处于迷茫与惆怅阶段的年轻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伊甸园,他们以虚幻的想象沉浸于此不能自拔,真实生活中家的概念荡然无存。在郭敬明执导的《小时代》系列电影中,青年人昂扬向上、积极拼搏的进取状态一丝一毫均未体现,纵然是顾里、南湘、唐宛如、林萧四姐妹的友情,也是以顾里这样一个资本大鳄为中心,她们四人构成一个“小家”,而现实意义中的家则并未体现,青年电影的价值取向在影片中遭到严重的偏离。当我们的电影镜头不再面对新时代的宏大历史叙事时,应当抓住个人的成长与命运以其为叙事线索探求青年人群在新时代的沉浮起落,探求青年人在家庭与社会之间、在“权威”与“自由”之间重新向民族文化深层漫溯,将个体重新放于家庭之中关心个人的成长与讲述传统的人伦道德,让影片成为现实的写真、成为青年现实生存图景的写照。
(三)青年反叛时期电影教育功能的重现
时下青年电影中的人物与情节设置愈发具有标签化的趋向,早恋、堕胎、偷窃、性欲等充满激情与混乱的叛逆青年形象鲜明可见,而青少年观众的价值观犹如午夜时期空旷的街道,这些似乎是“酷”的桥段毫无阻碍般介入青少年成长中,成为让青少年逐步效仿与模仿的对象。这些看似充满激情的青春回忆将会在一定程度上给青少年正确价值观趋向造成误解,认为年轻人的青春应当是影像中的样子、应当是放肆地过活,进而开始追求所谓青春的终极意义。电影作为教育大众的重要媒介手段,单纯地追求情感消费点进而追求票房的成功并非其最终目的,给予观众“泪”的教育才是影像本真的意义与面貌。将青年观众从虚无缥缈的影像世界中拉回现实,让青年观众群体重新回望家庭、重新梳理与父亲的关系;将正处于叛逆期的青少年观众重新拉回父母的怀抱中,方是电影艺术教育功能的体现。父亲作为孩子最为亲近的人,在本应忠于现实生活的影像中却处于失语状态,青春电影的讲述必须将父亲这一人物纳入叙事范畴,通过从冲突到理解的叙事方式让家庭观念重新植入青年脑中。这既是电影作为教育媒介赋予的政治功能,也是电影作为价值传播载体赋予的社会功能。
二、影像中父亲形象的镜像扫描
(一)颓疲却又慈爱的父亲
当前,父子关系仍旧是老生常谈却又不失新鲜的话题,任何一部影像中父亲都成为了不可缺席的一部分,父与子、子与父的关系若隐若现、或直接显现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而颓疲又慈爱的父亲形象是当代数以亿计的男性形象,他们虽然事业均非如日中天,但是对待子女的慈爱之心却如出一辙。正如周星驰《长江七号》中塑造的周铁,为了孩子的生活到建筑工地上做了一名工人,穷困潦倒的他即便在被追打也惦念儿子小狄的玩具。父亲的颓疲与慈爱在影像中刻画得入木三分,周小狄心灵的挣扎与斗争成为了青少年理解父亲、读懂父爱的一个窗口。然而在近年来火爆银幕的青春电影中,父子、父女关系的影像也逐步拥有票房的号召力,例如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在中国便实现了票房与口碑的双赢,父女关系、父亲对子女的教育成为了大众观看电影的重要选择。然而在部分影片中父亲的形象似乎成为了可有可无的存在,似乎子一代的成长与父亲毫无关系,部分青春电影就如《小时代3》顾源 (柯震东饰) 的父亲一般从未出现,在少数影片中父亲这一形象即便存在也如《夏洛特烦恼》马冬梅 (马丽饰) 的父亲一般成为了影片进行青春消费、感情渲染、笑料制作的重要卖点。
(二)权威却又失语的父亲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全球化的变革在不经意间席卷整个东方国度之时,原本讲究“宗法”“血缘”的家族观念愈发支离破碎,族谱的延续成为了大多家族不可奢望的痴念,再无人面对家族的权威而唯唯诺诺。最为显现的是在家庭之中父亲的权威性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青年一代对于父亲的审视,从尊崇父亲到审视父亲、从挑战父亲到理解父亲,大多青年一代沿着这样一条曲折蜿蜒的路实现了与父亲的和解。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无论孩子多么叛逆、多么渴望自由,父亲永远是背后默默支持的人物,在影像中父一代与子一代从矛盾冲突到和解的叙事常在“富贵人家”,父亲常常以事业有成的形象出现,在青春电影中这样的父亲屡见不鲜,《小时代》中顾里 (郭采洁饰) 的父亲以公司老板形象出现的同时面貌却从未出现,出现的只是顾里通过现代传播媒介 (手机) 与其沟通,在沟通过程中要求父亲参加生日会的言辞表达能让观众深刻感受到父亲对子一代的纵容。当父亲从权威的神坛跌落,子一代完成了自我追逐、自我实现成长的蜕变,父亲的权威在家庭中失去的同时,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圈层成为了子一代背后的“权威”,用奋斗一生的成就为子女的成长保驾护航。
(三)存在却又缺席的父亲
“按照人类学的研究,父亲是人类文化诞生的原因之一,也是任何民族自立于世界的必要条件。”[张祥龙著:《“父亲”的地位——从儒家和人类学的视野看》,《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7第1期,第52页。]在青春影像中父亲一般既存在又缺席。一方面,父亲这个在人类学中具有崇高地位的形象在青春电影中似乎早已成为了可有可无,除却父亲之后我们的青春也同样可以完成自身的叙事,父亲这个人物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插科打诨、添加笑料、推动叙事的“边缘人物”。就如同《夏洛特烦恼》中女主人公马冬梅 (马丽饰) 的父亲,影片中的父亲的面容一刻都未曾出现,出现时也是因为介绍马冬梅名字的由来——因为一出生父亲马冬就去世了因此女主人公叫做马冬梅。在影片中父亲成为了虚无缥缈的叙事桥段,他未曾参与青年一代的成长,他的存在也是为了添加部分得以让观众哈哈一笑的笑料而已。另一方面,父亲这个子一代的“天”轰然倒塌,父亲或是早已离世、或是无法成为子一代成长途中的指路明灯,子一代在成长过程中因为缺失父一代的关心、照料、保护而郁郁寡欢,在人生成长的途中悲痛不已。就如同“《小时代3》里的顾源成为了只有母亲干涉、父亲遁形的单亲者”[罗俊,王相辉著:《成长的隐喻:当下青春题材电影的叙事策略与审美表达》 ,《当代电影》,2015年第8期,第182页。]。父亲在影像中似乎被提及但又似乎失去了本真的意义,成为了存在却又缺失的一员。
三、父亲形象缺席的原因
(一)电影观众主力消费群体年轻化
“艺恩咨询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电影的主力消费群体是25—35岁,占观影人群的68%。”[袁智忠,马健著:《当代中国青春电影创作的性爱观审视》,《艺术百家》,2015年第5期,第129页。]作为青春电影的受众,他们的年龄可能更呈现低龄化的趋势,他们希望在影像中寻找自己的独家青春记忆、寻找能够引起自己青春记忆的视觉快感。而少年观影群体则希望能够在影像中寻找到“真正的青春”,就如同面对青少年观众正处于青春期时的对爱情渴望,大多青春电影都成为了爱情的俘虏,它们以爱情为主要叙事线索,早恋、堕胎、生子在青春电影中屡见不鲜。“由于对优秀传统文化继承的漠视和对市场经济利益优先的思维,导致青年学生有一部分人存在金钱至上的思想,他们的理想就是‘有钱就有了一切’。”[ 纪研著:《论新时代视域下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文化建设的契合》,《沈阳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376页。]故此当电影产业成为GDP增长的重要因素时,青春电影则呈现出谄媚的趋势,愈发地针对观众的兴趣打造叙事内容,以求小资本博取大票房,青春电影中男女性身体景观的书写、对都市生活空间的建构、对金钱物欲的渲染成为了青春电影相通的表现内容。就如同郭敬明执导的《小时代》系列电影,对物欲、金钱、爱情的推崇让它饱受学界批评的同时在市场的表现上不俗,它因为对“摩登都市年轻人的刻画与展现深深契合了电影受众对于理想的生活样态的想象”[ 高翔著:《欲望、资本与精神分裂——论系列电影<小时代>的时代隐喻》,《北京社会科学》,2017 年第7期,第91页。]进而成为票房数字的造币机。在青年人眼中,他们尚未对父亲这一人物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们大多沉溺于社会的压力与残酷的竞争之中,他们更希望在青春片中完成怀旧体验、退回安全与平和的校园之中,而这种怀旧体验则与父亲无关、与家庭无缘。面对这样的现实状况,青春片中的父亲形象则败退给校园生活,毕竟在校园生活中父亲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
(二)成长历程的反叛与父亲的缺席
不知从何时起,父亲所代表的传统与权威遭到子一代的集体摆脱,子一代呈现出反对集体生活秩序的趋势,他们渴求摆脱代表权威与权力的父亲的控制,但是在经济与伦理秩序的要求下,他们无法完全摆脱父亲与家庭的束缚,于是,在逐步追求自我想要摆脱父权控制的子一代,无时无刻不充满犹疑与焦虑,故此子一代只能是从心理上逐步偏离父亲的束缚以达到一种虚幻自我自由的状态,具体表现则是青春期的叛逆。在大量文学作品中,“逆子们经过社会洪流的洗礼与理性沉淀,往往会对父亲及家族产生温情的留恋”[ 朱云霞著:《“解严”以来台湾文学中的家族书写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83页。]。然而对于青春电影的观众而言,他们正处于人生爬坡的重要阶段,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与残酷的竞争还未充分体验,理性沉淀还未溢上心头,故此对于父亲还未有充分的理解。沉溺于怀旧叙事的青春电影,为了完成资本赋予其的票房要求,必须让观众在影像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或找到希冀的青春面貌,而父一代与子一代的关系在青春电影中成为了观众并非感兴趣的话题。另外,部分父亲缺席子一代成长过程也鲜为可见,青年一代对于父亲的认知程度必须经过时间的洗礼方能明白。也正因为如此,子一代的成长记忆中对父亲的认知决定了摄制方对影像叙事内容的选择。
(三)时代语境下物质文化消费使然
当改革开放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大步前进时,植根于民族文化本身的影像已经无法适应观众的观影需求。首先,观众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影像的被动接受者,只有好的叙事内容拍摄出来观众才能在院线中见到优质影片,从某种程度上讲,“青年导演们纷纷把目光朝向各种前卫的、另类的、流行的、反传统的、挑战世俗的生活方式、事件和人物”[陈旭光著:《“第六代”电影的青年文化性》,《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15页。
⑪周志强著:《青春片新怀旧:卑恋与“多语性失语症”》 ,《文艺研究》,2015年第10期,第6页。]。也就是说,当精英文化让位于大众文化的今天,传统的父与子的亲情叙事将不能符合导演、投资人与观众的口味,早期电影中的《人道》《向日葵》《洗澡》这样讲述父子人伦的优秀影片在今天也不复存在,毕竟关于人与人、父与子的伦理观念内容在浮躁的今天已经难以获得市场关注,没有导演再去关注父子这个古老而又具有强烈时代意蕴的话题。其次,青年一代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早已失去了对精英文化的需求,他们正遭遇着中国文化、政治、经济急速转轨的时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青年一代面对社会的竞争与压力愈发地陷入价值虚无、未来消失、青春不再的困境中,他们急需在影像中寻找到自己曾经的青春“借壳生蛋,将自己的生活焦虑寄居于怀旧的屋檐下” ⑪。在这样的追求下,青年观众基本断绝了对父与子关系深入探讨的需求,他们最为需求的是在校园生活中的激情与混乱、对校园生活的重现与怀念。
青春电影,与其说是青年大众在影像中怀念过去、探讨曾经的一次银幕绽放,莫如说是青年一代逃避现实生活、寄情感于虚幻影像的一次逃离。对父与子的人伦理念的探讨,是青春电影叙事中最为重要一环,父与子的矛盾就是社会矛盾的一个缩影。它既能够让青年人重新回归家庭、重新理解父亲,又能够让大众看到在时代的洪荒中父一代与子一代的矛盾,进而对社会发展感同身受,完成自身成长所需经验的需求。在父与子的叙事过程中,父亲是不能缺席的元素,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艺术命题。父亲作为大众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人员,它在影像中存在也能够促进观众对于影像的理解、对于父亲的理解,以便完成大众赋予电影的教育功能。

(原刊于2019年6月《南腔北调》,获辽宁省第十一届文艺评论奖文章类·艺术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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